海委会浮标阵列的战略价值

记者 山旭

任何一个国家参与海委会的工作都是一种战略行为，而非战术性的--- 意即很难用现实利益来衡量得失

2013年10月的最后一天，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在北京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委会）执行秘书温迪·怀特。

刘赐贵列举了海委会对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帮助，包括海洋观测、防灾减灾和极地、大洋科考以及人才培养等等。

他还着重提到了未来中国与海委会合作的方向：中国将积极参与海委会的非洲事务，推动第二次国际印度洋科学考察，等等。

温迪.怀特对中国的这些意向表示支持，她的希望是，中国国家海洋局能够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继续支持海委会。

成立于1960年的海委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负责政府间海洋科学技术事务的职能自治组织，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海洋科学事务的专门机构。

“探测洋流的浮漂会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是不是让它进入，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至2003年间担任海委会主席的苏纪兰，这样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

他说，海委会并非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主要职能是协调国际海洋学研究。

1977年，中国正式加入海委会。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从缓至急，正走在迈向海洋强国的道路上。

苏纪兰认为，海委会将在这一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大洋上的浮标阵列

苏纪兰把现场观测称为海洋研究的基础。从养殖捕捞、防灾减灾到能源开发、航运作业乃至军事行动，只要与海洋有关的事务均需要观测和数据。

比如中国台风较多，影响台风及风暴潮灾害预报准确度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实时次表层海洋观测资料，这部分海洋决定了风暴的初始场，只有拥有可靠数据才能了解它是如何诞生的；二是海气耦合台风预报模式，它相当于海水与大气交叉影响的模式，直接影响预报精度。无论上述哪个因素，都需要开展大气海洋观测与研究。

再比如深海洋流，乃至海底地形，直接影响了潜艇的运用和安全。海上石油平台也需要掌握数据，才能计划能否在某个海域作业。

中国自1958年先后组织实施了“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渤海海洋地球物理调查”以及“渤海和黄海海洋断面调查”等调查活动，揭开了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的序幕。

然而，当苏纪兰在上世纪70年代受周恩来总理邀请从海外回国时，当时中国的海洋研究，不仅缺乏数据，也没有能力进行新的积累。

一直到八九十年代，“搞杭州湾的调查，观测仪器都是国际上淘汰的机械式。那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项目4万元，因为我要出海，特批了7万元，就是一个重点项目。加上海洋局配套7万元，一共14万，算是很多钱了。”

苏纪兰那时已是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所长，作为业内权威也不过获得这样的资金支持。

也就是在1992年，在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的协助下，海委会正式提出建立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计划。这个巨大的全球合作项目包括开阔大洋和近海两个方面，

目前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最重要的项目、现场观测支柱是Argo浮标网。它最初计划由3000个自动仪器组成，每隔大约3个经纬度布设一个浮标，每个浮标每隔10天发送一组取自2000米到海面的温度和盐度剖面资料，最终为人类提供一个全球海洋次表层数据库。

到1999年，虽然中国人还未估算过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给中国带来的效益，但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和国家海洋局的官员当时表示，完全可以通过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渠道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海洋和大气信息。

比如美、日等国在太平洋赤道海域设置的浮标阵列，至今中国仍没有类似设施，“参与全球海洋观测系统计划，是获取此类资料最经济的途径。”

他们还认为，在中国缺乏观测数据的情况下，获取资料进行精确预测，可以使风暴潮、厄尔尼诺等每年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减少数百亿元人民币。

而海委会的预测显示，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可以为海洋产业和各项海洋活动提高1%的产值。

其实在更早时候，中国的海洋科学就得益于与UNESCO的合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从这个机构一年间获得的中国近海资料，就需要10条船用25年探测才能得到。

而苏纪兰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黑潮对中国近海环流的影响，海委会也曾在六七十年代发起了“黑潮及邻近水域合作研究”并积累了大量数据。

黑潮是太平洋西部南北流向、高温高盐的一股强大暖流，自热带从东面流经台湾，穿过东海再经日本南部流向东太平洋。黑潮对中国和日本的航海、气候、渔业生产以及海洋环境均有密切的影响。

中国官方后来总结与海委会的合作时说，“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参与大型国际海洋科学计划的能力，大幅改善了我国系统观测和防灾减灾能力，海洋科研水平步入了世界前列，并培养了大批海洋科学人才。”

永暑礁上的观测站

谈到中国与UNESCO以及海委会的合作，“74号海洋观测站”绕不过去。

1987年2 月，在巴黎UNESCO总部召开的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决定进行《全球平面联测计划》，并由各国负责建设本国境内的观测站，共享测量资料。在最终通过的计划中，决定由中国建立5 个海洋观察站，其中大陆沿海3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各1个。

随后，海委会下属的西太平洋机构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第五次会议，进一步确定由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测站。

在这次后来对南海局势影响深远的表决中，越南代表和菲律宾代表都同意将建立第74 号海洋观测站的任务交给中国。

然而当中国的“向阳红5 号”科学考察船驶入南沙群岛时，越南宣称：“要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测站进行干预。”

1987年5 月，“向阳红5 号”在海军南海舰队护航下开始在南沙进行选址，最终决定在永暑礁建立观测站。

次年1月，中国科学家和海军在永暑礁开始建站，升起南沙群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今，永暑礁已经成为中国在南沙捍卫主权的主要支点。

“74号海洋观测站”可以说是海洋科学关系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典型体现。苏纪兰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国际组织如海委会的调查勘测数据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判定海洋纠纷的基础之一。

比如大陆架延伸到何处，乃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具备大陆架特征，都使海洋科学染上了抹不去的政治色彩。

在另外一些重大问题上，海洋科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全球变暖、温室气体循环等国际利益博弈中，与大气密切相关的海洋研究都拥有话语权。事实上，目前通过深海研究进行气候预测并影响国家的战略计划和决策，已经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实践。

苏纪兰说，在美国、苏联派往海委会的代表团中，都有公开身份的军人。

早在中国加入海委会之前，来自外事机构的报告就对它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从来就不是什么纯学术机构。”而在当时的语境下，它被认为是“反对海洋霸权主义的一个必然战场”。

当时的核心问题是美苏作为海洋强国把海委会“作为其争夺海洋霸权的合法工具，同时打着合作调查的照牌，到处窃掠海洋资料和情报”。

海委会的斗争集中于“在沿海国管辖范围内进行海洋科研的条件”和“海洋资料获取系统的法律地位”。由于这两个问题都与领海和管辖范围的宽度有关，长期未得到解决。事实上，它们也不是海委会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1969年斗争激烈的第六届大会上，“科研自由”终于因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而改为“获得在沿海国国家管辖下的区域进行科研的批准”。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想法是，我自己没有能力获得数据，就只好依靠大国。虽然大国会占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比没有好。”苏纪兰分析说。

另一方面，“海洋强国利用海委会这类国际组织牟利”的想法，至今还深深影响着一些官员，并对中国参与海委会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海委会中海洋强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明显。比如美国反对苏联独霸国际印度洋考察的资料，苏联反对海洋实力更强的美国所提出的国际海洋考察10年的计划，并拒绝向海委会提供相应的帮助。

这些交锋延续至今。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

其实，海委会诞生后就赶上了上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海洋权益意识觉醒。在探测、开发与反探测、反开发的斗争中，最终由第23届联大决定执行一个由海委会主持的“海洋研究长期方案”。也有人提出，将海委会升格为一个涉及外交、法律等多方问题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到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还曾专门要求各国从行政、财务等方面保证海委会的工作运行。

苏纪兰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参与海委会的工作都是一种战略行为，而非战术性的---意即很难用现实利益来衡量得失。

像日本这样的强国以及美国这样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国家，都是海委会中重大项目的积极推动者。日本人就推动建立了海委会的西太平洋区域分委会。

在美国，Argo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海洋合作计划资助的重点项目，这源自美国许多政府机构都对全球海洋观测系统抱有浓厚兴趣。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海军研究署一直在支持浮标网的建设，进而推动大尺度海洋环流、水团形成和其他与气候有关的过程等基础性研究工作。另一个部门，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也积极参与了Argo，从而观测和预测从季节到年际间的气候变化。后来由于开始用卫星接收浮标取得的数据，美国航空与航天局也开始研究Argo。

苏纪兰认为，中国也应梳理自己的海委会项目，提出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大计划，“要有想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做“冤大头”，因为美国在海委会项目中也是有所不为的。

对于中国而言，海委会目前最重要的动向之一，就是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根据2013年至2016年发展战略规划，将建立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系统，并成立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中心。它们可以提供全球范围内长时期、大范围、高时效的所有海洋气象和海洋气候资料。

中国已承诺参与这一计划，但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加入发展战略规划资讯专家组，参与决策，进而增强中国参与海洋资料与信息交换、管理。

苏纪兰也提到，传统思维仍在阻碍中国参与这些信息交换。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但一些领导干部对于信息交换仍抱有疑虑。

苏纪兰坦陈，中国目前仍是海洋弱国，特别对于深海，既无人才储备，又无关键技术和设备，通过国际合作取得突破是上佳选择。

当初基于“三线”国防政策，中国的海洋科技力量70%集中在长江以北。而中国北方的海岸均面向宽阔的陆架浅海，为试验海探测设备带来不便。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的海洋科技一直投入较少，海洋科技力量总体较弱。而南海和东海南部，恰恰是中国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的海域。

在这些地区设立深海试验基地以及现场观测网络，已经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以国际组织为平台，交换这些数据，又将帮助中国人走向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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